[摘要] “专业媒人的存在实际上无法抑制自由恋爱的更多发生，于是农村的婚姻市场也许注定要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宋丽娜发现，河南农村女方家庭对盖房子一事的重视程度，远比彩礼更甚。
“专业媒人的存在实际上无法抑制自由恋爱的更多发生，于是农村的婚姻市场也许注定要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宋丽娜发现，河南农村女方家庭对盖房子一事的重视程度，远比彩礼更甚。
放眼中国乡村，几千年沉积下来的传统婚俗正在经历外出打工潮的瓦解。当下，豫东乡村的传统婚俗观念、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不断遭遇新联姻方式的不断冲击。在这场变革中，婚礼负担有增无减，父母“兜底者”角色依旧，而反抗传统婚俗制度的年轻人，有的最终收获了幸福，有的只能黯然收场……
婚姻离不开钱
河南商丘虞城县，位于豫鲁皖三省交界处。张思衡是虞城南部一座村庄的“大宗”（音）。按照古代宗法制度规定，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宗族的每个成员除对大宗有尊奉和服从的关系外，大宗在宗族内还有一定的管辖和处置权。在张家村，大宗是主持红白喜事之人。
张家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已外出打工，一年到头，只有腊月和元月是他们难得回到村庄的日子，这也是张家村一年之中喜事最集中的时节。
由于是大宗，村里人结婚，不管是不是张思衡宗族内的，都会邀请他去操持婚礼、喝喜酒。
身为大宗，张思衡对村里的结婚流程了如指掌。在农村，通过媒人介绍相亲，依然是年轻人结婚最传统、最基本的方式。近些年村里结婚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令张思衡唏嘘不已。
张家村的年轻男女，一般在十七八岁就会定下亲事。男女双方经媒人或亲友介绍，次见面如果能确定恋爱关系，男方会给女方2000元左右的见面礼。到了订婚阶段，再由中间人安排双方家庭进行第二次正式见面。
订婚过程并不简单，男方需要为女方购买换季衣物、烟酒食品、“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及订婚彩礼上女方家定亲。在张家村，定亲彩礼平均为2-3万元；流水席一般要请十余桌，花销数千元，加上各项礼物，订婚开销不少于5万元。
结婚的花销更为沉重。在张家村，当下结婚彩礼至少为五六万元，多者甚至达到十余万元，涨速非常快。
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宋丽娜发现，河南农村女方家庭对盖房子一事的重视程度，远比彩礼更甚。
宋丽娜曾进行过22次农村调查，累计驻村调查超过330天，足迹遍布8个省。她发现，河南省农村结婚，对于房子的要求排在位。“结婚前房子是无论如何必须有的，如果房子在农村，那必须是两层小楼，不能含糊。如果家里没有盖好房子，没有媒人愿意为其说媒。”
对于宋丽娜的结论，张思衡深表赞同：“最差也得是两层楼房，8间或10间屋子，再少就说不过去了。就目前的物价水平估算，除去宅基地，单是建房成本就在15-20万元间，甚至更多。”
宋丽娜在长期调研中发现，各地农村对于结婚的要求各有特点。“河南特别重视房子，而江西就特别重视彩礼。在江西，结婚的晚辈一般不会要求父母为自己准备房子，但江西的彩礼数额比河南大很多，成为结婚的开支。”
“总体来说，结婚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宋丽娜说。
传统被冲击
随着进城打工潮的兴起，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传统婚俗，正渐渐被取代。据张思衡介绍，现在张家村的年轻人结婚，通过媒人介绍和自由恋爱的，各占一半。
张家村位因自由恋爱而退婚的是张玉林。张玉林1990年外出打工时，在新疆认识了个女友。由于当时家里已经给他定好亲事，父母坚决反对，张玉林只能放弃。
一年后，张玉林在广东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并把女孩照片寄到家里表示非她不娶，要家里退婚。张父无奈只能迁就儿子，并放弃了给予女方的彩礼。
张思衡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近十年，村中退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2009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宋丽娜曾在春节期间对张家村的结婚事宜进行了走访。她发现，当地青年大规模外出打工兴起较晚，主要在2000年后。在此之前，外出打工者人数较少，且多为已婚男子。2000年后，青年男女，特别是未婚女子，逐渐走出农村。
外出打工潮兴起后，张家村一些男青年开始在村外自由恋爱，而此时他们已有婚约在身，于是退婚潮也就随之兴起。多位村民表示，近10年里订婚的青年，80%都退过婚，有的甚至退过两次以上。
随着退婚事件的增加，因退婚而引起的经济纠纷逐年增多，“婚约公证”也应运而生。豫东乡村目前通过媒人介绍订婚的男女双方，多数要到司法所做“婚约公证”，公证书上写明订婚双方及彩礼数量，包括现金和实物。公证后，将来无论由于哪方过错导致退婚，彩礼都将返还男方。
年近70岁的曹方是虞城县利民镇的“专业媒人”，自23岁给人介绍对象算起，经他介绍结婚的夫妻已有500多对。他电动车的后箱里随时带着未婚男女的照片及若干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有男女双方的资料。
“如今说媒越来越难。”曹方慨叹道，“原来父母当家，父母说了算。现在年轻人都自己当家了，说成一桩媒，难度是过去的好几倍。”
曹方说媒的“据点”在虞城北部的利民镇。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利民镇年轻人自由恋爱的比例没有张家村高，只有30%左右，但自由恋爱已成趋势。
如今，整个虞城的说媒费用不低于2000元，而据宋丽娜调查，1999年，这里的专业媒人说媒费用仅需100元，2009年时已涨至600元。
“专业媒人的存在彰显了农村婚姻圈依然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退婚的频繁发生也彰显了这个婚姻圈受到自由恋爱的强烈冲击，而婚约公证就是本地传统婚姻结合方式应对这种冲击的反应。”宋丽娜在2009年的调研报告中这样总结道，“专业媒人的存在实际上无法抑制自由恋爱的更多发生，于是农村的婚姻市场也许注定要发生一场根本的革命。”
父母“兜底”
住在利民镇的谢春花，几个月前刚刚忙完二儿子的婚事，现在又开始为小儿子的婚事发愁。谢春花今年60岁，育有3儿1女。她并未享受到天伦之乐，而是一把年纪还在工厂里刷盘子，用每月600元的微薄薪水努力为小儿子的婚事攒钱。
“儿子的婚事为父母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家境一般的农民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不再认为多子多福，更倾向于一儿一女，甚至一儿多女。”宋丽娜说。
谢春花的小儿子张俊今年已27岁，还没有女朋友。谢春花明白，着急也没用，没有钱，连专业媒人都不愿说媒。张俊家庭条件较为困难，父亲退休多年，每月仅有1000多元退休金；张俊学历不高，目前在北京的餐馆打工，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是个标准的“月光族”……
1月13日，谢春花托厂里的办公室主任找到媒人曹方，希望能为张俊物色一位懂事的姑娘。“不好找啊！”曹方叹了一口气，“这家人能给女方多少彩礼？”这一问，谢春花的眼泪便滚落下来。
谢春花大儿子张涛于2007年结婚，婚前女方要求谢春花夫妇在县城里买一套商品房。“明明知道我们家经济条件差，还是选了一套130平米的大房子，一共要14.5万元。”且女方表示，如果不付全款，马上退婚。
谢春花哭了两天两夜，她心里清楚，对方故意要这么大的房子，是因为自己家没钱，且大儿子挣钱能力有限。最后，谢春花只能妥协，为大儿子的婚事花了近20万元，其中借款高达12万元，直到去年才由两位老人全部还清。
去年二儿子结婚，谢春花又在县城为其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共花费9万元，还欠下几万元外债。
如今，背负着几万元的外债，如何为小儿子娶亲，成了谢春花的难题。
谢春花并非个案，有句俗语流传在虞城的各个村落：“孙住楼房儿住楼，老头老婆住地头。”
现在，谢春花夫妇与小儿子住在拆迁分得的那套房子里，小儿子一旦成家，“儿媳妇说我们能住就继续住，儿媳妇不让我们住，我们只好走。”谢春花苦笑道。
“在农村，父母将娶亲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很多孩子也认为父母为自己负责婚事是天经地义的。”宋丽娜说，“在结婚产生的经济负担上，父母是的‘兜底者’。”
免责声明：凡注明“来源：房天下”的所有文字图片等资料，版权均属房天下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文中所涉面积，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建筑面积；文中出现的图片仅供参考，以售楼处实际情况为准。
